惠誉发布报告称,中国今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迎来债务到期高峰。
根据财政部消息,截至6月底,全国地方债余额近38万亿元,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内。从还款年限看,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8.9年,其中一般债券6.4年,专项债券10.6年;平均利率3.34%,其中一般债券3.33%,专项债券3.35%。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需要偿还的法定债务的风险可控。
那么,另一部分以市场化融资方式的存量债(主要包括城投债券)呢?随着中央高层表态明债与隐性债合并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更多的是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化解。
政治局定调:一揽子化债方案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了地方债风险化解方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一揽子化债方案。从当前情况来看,化债路径与逻辑已经非常清晰。随后,央行、财政部等部门纷纷发声落实会议要求。
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2023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之一是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其中首要是统筹协调金融支持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早在7月初,财政部在《国务院关于202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在谈及下半年重点财政工作之一是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职责之一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包括着力防控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地方债化解方案中,中央坚持的是“不救助”原则,但同时又要求地方政府坚决守住风险,所以有效化解风险成为下半年地方政府的“大考”。
中央化解地方债思路
根据此前会议精神,化债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一是尽量利用现有的债务工具进行置换,如利用再融资债券的额度对存量隐性债务置换等操作,既有利于达成债务置换的各项目标,也不增加整体的财政赤字率;
二是债务置换要对应明确的偿债来源,以及考虑远期地方可用财力的平滑,避免债务置换后异化为持续的滚动债务,也避免风险的进一步持续;
三是债务的性质要清晰,城投债务的重整并不能将企业债务改变为政府债务,尽管融资平台存量债务有其特殊性,但地方政府应当通过资本金注入、资源整合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支持。
化债路径的本质都是以低息换高息、以时间换空间,压降债务成本并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为什么提出“一揽子”风险化解方案
化解地方债,需要多种政策组合使用,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以“既治标又治本”的角度来综合降低风险等级。
业内专家认为由点及面推动降低债务成本、存量债务展期、适度债务置换甚至个别债务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从具体措施看,包括如下几项:
一是,以市场化手段,指导城投债券发行降低预期收益率。在银行理财产品大幅降低利率的情况下,城投平台发行的企业债或公司债票息有了下调的空间。从目前看,城投收益率仍远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和大额存款利率,而收益率更高的城投非标债仍然是市场上较有吸引力的产品。
二是,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存量债务,更多是隐性债务,额度是当年的债务上限减掉债务余额。这将大幅减少隐性债的数量,而且大幅降低债务成本。根据华创固收研报,今年仍有2.3万亿元的发债空间。
三是,地方政府调动国有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解决,包括债务置换、债务展期等。在遵义、柳州等化债中,银行贷款展期和银团贷款的方式可以借鉴。
四是,通过政策性银行盘活存量资产。通过政策性银行来对接地方政府盘活基础设施类资产,这一操作的实质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定向支持地方财政与城投,以此来化解当前所面临的债务风险与流动性紧张问题。
根据公开信息,近期多个地方政府正在指导辖区内区县市上报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以争取财政部化债额度支持。
总结起来看,从年中政治局会议对地方债的定调看出释放出三个信号:
一、中央要求各部门出台措施要解决的是包括政府发行的显性债务和城投平台的隐性债务;
二、中央不救助原则不能打破,但不等于完全不管,政治局会议要求相关部委、央行出台方案来化解风险。看似不救助的背后,是统筹全局中的“放不下”;
三、在下半年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各部门的联动一揽子方案将很快落地。
各地方政府“自救”模式已经启动
政府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签约,抓住经济发展的钱袋子。
5月初,湖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银行为湖南在乡村振兴、打造“三个高地”、数字湖南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提供总额不低于1万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综合融资支持及相关金融配套服务,其中5000亿元投向县域。
5月15日,安徽省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5月23日,中国银行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5月25日,岳阳市政府与湖南银行举行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未来五年为岳阳地区投入不少于800亿元的授信支持,提供全方位、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6月中旬,中国工商银行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月下旬,邮储银行与杭州市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7月7日,黑龙江省政府与兴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7月18日,郑州市政府与中国民生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月初,中国银行陕西分行与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城中村改造。
另外,河南与中国银行签约,5年内提供1万亿元意向金融支持,用于基建、产业升级转型和城市提质等领域。
河北省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约,3年内提供2万亿元意向金融支持,重点在雄安新区建设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贵安新区与国开行贵州分行等20家金融机构签约,提供2600亿元资金支持。
郑州航空港与24家银行签约,获得16300亿元支持。
潍坊市政府与建行山东分行签约,获得500亿元融资服务。
另外,对于债务压力较大的贵州、山东等地,也迎来了最强支援。
4月18日、17日,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管委会先后与中国信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组建50人金融专家团、建立“1+14+N”综合服务机制、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活动等具体举措。
5月9日,中国信达与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在山东省济南市联合举办金融专家服务团精准对接活动,激活山东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政银合作赋能地区产业升级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性取决于自身掌握了多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调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土地资源和外汇储备,其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调控和外汇储备的决策权在中央,而地方政府能调用的宏观调控资源主要是土地、本地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
土地财政终结后,地方发展需要资金渠道赋能新一轮产业升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土地财政走向终结,政府以土地资源作为财政来源的时代结束,政府则肩负着产业升级的重任。各地能否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大潮中,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找到以产业带动就业、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路子,是考验政府职责和能力的试金石。
我们注意到,各地与在银行合作的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支持当地的产业升级和创新。政府与国有银行合作,通过提供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工具等方式,为关键产业提供资金和金融支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
城投平台和国有企业是政府使用金融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抓手。
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商业贷款。政府通常属于公共部门,其角色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而非经营商业活动。
根据查询2022年城投平台银行相关资料得知,城投平台银行借款占比59.7%。城投平台的主要融资渠道仍然是银行信贷,占比达到59.7%,其次为占比22.4%的债券融资,最低为17.9%的其他融资,银行贷款对城投融资起着支撑性作用。同时银行的支持力度愈加明显,虽然从债务结构上看,银行贷款的比重没有出现变化,维持在60%的水平,而债券融资的放量也与银行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当前城投平台仍然扛起地方基础建设和民生大旗的背景下,政府与银行的长期合作则为城投奠定长期资金基础。
在逆周期调节阶段,城投平台不仅是专项债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政府协调资源进行商业贷款和政策性贷款的承接主体。所以,银行成为城投平台获得项目融资的重要来源。
在各地政府“抢夺”金融资源的大战中,城投平台无疑成为最大受益方。